風機每轉一次，大家銀行存款就多一元-能源設施不再是社區討厭鬼，歐洲「1 妙招」讓全民對能源轉型有好感
2019-10-202019/10/18 BuzzOrange 報橘 （責任編輯：黃梅茹）文／ 戴興盛（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隨著台灣第一座離岸風場、全國最大地面型光電場彰濱工業區完工，總統蔡英文對 2025 年 綠電比例達到 20% 目標充滿信心。台灣正走在能源轉型路上，但要如何讓民眾對這個議題有感，且全力支持政府發展再生能源？來看看歐洲能源轉型領先國如何成功「拉攏民心」。
把再生能源的收益和在地居民共享，是德國和丹麥等能源轉型領先國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推動這類措施，涉及到整個國家對土地及自然資源權的思維。 根本的問題在於：誰該（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擁有這些土地與自然資源權？
在台灣，生產再生能源背後所需的自然資源主要包括土地、風力、太陽能、水力等（未來可能會加上生質能、地熱、潮汐、洋流等可能性），所以，界定這些資源的產權歸屬，就會決定再生能源的收益最終會流向哪裡。
能源轉型需面對問題：即便氣候變遷議題重要，但沒人想要在家後院放雞屎
若以台灣傳統的思維，土地與自然資源屬於國家，那麼再生能源的收益主要會流向國庫。對於任何發電設施所在地的居民而言（例如風力發電機），那麼再生能源設施只會放雞屎，不會生雞蛋。在這情況下，不管再生能源對國家社會或對降低全球氣候變遷風險有多大意義，誰會希望它在我家後院呢？
若在臺灣常見的私有土地上，那麼再生能源的收益主要會流向私人，但對發電設施周邊居民而言，情況如同國有一般，還是只會放雞屎，不會生雞蛋。
在歐洲，對於土地與自然資源，除了公有與私有之外，傳統上還有第三種主要思維與產權設計：共有（common property），也就是在地社區居民共同擁有某一類的土地或自然資源。若我們界定土地、風力、太陽能、水力等資源是共有的，那麼這意涵在地居民是產權主人，那麼他們當然有權利（力）決定要不要引進再生能源設施、在哪裡蓋、如何管理、成本如何分擔、利益如何分享等主要決策問題。這時，這些問題就跟他們的日常生活、生計及在地發展息息相關。
例如， 若風機在我家附近，我理解會有噪音及景觀的議題，但我也知道風機每轉一次我的銀行存款就會增加台幣一元，那麼我當然會去關切風機要不要蓋的決策，因為，不管我立場為何，那攸關我的損失或好處（包括經濟與非經濟的），我當然要積極參與，就像沒有房東會放任自己的房子不管一樣。 無論如何，我都是這一切環境與發展議題的主要權益關係人，我也是決策的主體之一，而不是只能在說明會或環評會時發發牢騷而已，然後在任何決策過後，默默地承受一切的雞屎。德國人與丹麥人若願意積極參與再生能源相關的開發與環境保育議題，並非僅是因為環境理想而已，也因為他們就是這相關利弊得失權衡的主人。
政治民主還不夠！「環境民主」才能讓台灣走得更遠
對臺灣的地方社區、部落而言，土地與自然資源事關重大，因為從現在起到未來，能源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部門，其重心會逐漸移到再生能源去。若臺灣還是循著過往思維，認為土地與自然資源應屬於公有，那麼地方社區部落等於是被剝奪了最重要的發展依據，然後只能坐著等國家發補助金下來。
這是環境不民主，地方上的人們被剝奪一切的土地與自然資源利用與決策權，他們也喪失了透過這過程賦權（empowerment）的機會，然後很悲哀的，這些受制度性岐視喪失其應有權益的人們，又會被主流社會指責說他們懶惰或無能。我認為臺灣在政治民主化之後，環境議題上的民主化是進展極慢的一個主要領域。
當然，幾乎所有人類活動都有外部性，所以沒有人的權利可以無限上綱，因此國家應該依據外部性大小實施各類土地與自然資源的管制措施，這也意味著，在任何特定個案與脈絡下，到底在地社區部落應該擁有多大程度的資源權與決策權，而國家或私人產權主相應的該擁有何種權利（力），這是需要仔細討論與界定的問題。
說的更詳細一些，在自己家屋頂架設太陽能光電板，跟在社區活動中心或社區空地（可能是公有地），在邊際農地，在地層下陷區，在有（或沒有）珍稀水鳥的地方，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在大面積國有或私人土地，在一切所有不同類型案例中，國家、社區部落、私人所分別該擁有的權利與責任都會不同。這意味著，從產權設計到環境與社會面的管制措施，都需要靈活調整與因地制宜，才有辦法根據在地條件發展出最能兼顧環境面、經濟面與社會面的再生能源選項。
台灣社會在面對環境與發展議題時，過往習慣於非黑即白式的一刀切思維，是時候該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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