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經之聲 2021.07.29文／溫麗琪、林俊旭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碳定價影響各國政策及公司決策，此政策將會是創造市場最大利基的推動機制，台灣要碳中和，非排放交易市場才能有效協助企業以自身的力量對應國際潮流。

全球在溫室氣體減量的綠色競賽中，許多國家紛紛宣示在2050年或2060年，達到碳中和目標，也搭配疫情後的復甦方案，不約而同的加碼綠色投資。另如中國大陸自今年6月起，將運作多年的7個地方碳排放交易試點整合起來，擴大成全國性的排放交易規模，深具有綠色經濟的實質意涵。

身為人均碳排放大國的台灣，屢屢被國際組織評為減碳後段班，在各種減碳政策作為中，早已落後鄰近國家甚多，更遑論與歐洲國家相提並論。行政院環保署今年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預計針對每噸排放量徵收100元碳費，並有許多排除條款，就招到來自各界不少批評，認為是隔靴搔癢的作為。前總統馬英九於第一任期時曾宣示就任後要徵收能源稅，但也不了了之。根本原因在於大家的觀念需要改變，和其他國家相比，台灣還停留在環境和經濟互相衝突的心態，環保就是成本！但很多的國家早已經在環保的目標下，做出未來的定位，努力爭取國際商機。所以每每碰到環保政策，國內企業就反彈，政府也無能為力。

碳費是否可以造成預期的環境保護效果？事實上相當有限。我們可以從過去的環境費案例中，得到一些經驗。如我國實施近四分之一世紀的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有效改善了臺灣的空氣品質嗎？並沒有！因為一方面，費率太低，沒有減量誘因效果，另一方面，經濟規模一直不斷地增加，完全無法將空氣污染物進行總量管制。而且收了空污費，也無法有效作為減少空氣污染的預算，僅僅提供了環保署一個稍可靈活運用在環境議題上的金流。然而，如果環境費可以被設計成真正可以創造出環境效果，如資源回收費，收費的目的就是補貼資源回收再利用，那每一年都可看到明確的環境效果。因此，收費不是重點，重點是支出在哪裡！

所以，過去環保政策中，多以產業污染排放標準進行控管，因為企業的防制成本最低，而經濟手段則是進階選項，若環境問題不大，不會用到經濟手段。而過去常見的經濟手段就是徵收環境費，嘗試讓企業因增加成本，來促使其投資在製程改善、降低污染排放，進而少繳交環境稅費。但通常會因為企業反彈，造成只是象徵性徵收少許費用，完全不足以促使其向上提升環保表現，結果大費周章、卻效果有限。其關鍵在於費率水準是否可以造成改變的動力，而費率的決定卻是難上加難，不是難在是否具有科學正確性，而是難在是否可以政治正確；政治正確的方案多為角力妥協結果，對環保而言則是白忙一場。

以減碳而言，綜觀各國的經濟手段，碳稅與排放交易為主流政策，各有擁護者，也有兩者並存以加大減碳力道的國家。然而，對碳排管制落後多年、躲避已久的台灣，需要的是具效果、可達到國家政策目標，且能長治久安的經濟手段。即使政府向排放源徵收費率較高或具影響性的碳費，抑制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的目的依舊難以精準達成。反觀碳排放交易制度以設定國家排放量為標竿，訂定年度減量目標與排放配額，利用民間具有彈性的市場實質減碳進行交易，才有可能達到減碳目的。

過去討論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時，常以國內市場規模太小而否定；然而歐盟、韓國等排放交易市場範疇都延伸到了交通、建築部門，範疇還會小嗎？不但不會，而且經由碳排放的價值思考和計算，所有部門才會真正認真瞭解環境的價值。換言之，在排放交易市場下，政府只要定好遊戲規則，不但大家重視環境權、政府可以總量管制，而實施上，是由民間自行發揮創意與實力，利用市場機制的自行運作，不僅可以避免課稅所造成的民怨，也才能有效解決整體性的碳排問題，進一步落實低碳經濟的時代。

歐盟碳關稅討論超過十年，今年將對碳邊境調整機制提出具體方案，針對進口商品者納入其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預料該政策會讓其他國家起而效法，由於攸關我國出口衝擊，我國經貿單位需要嚴肅以對，企業更是需要瞭解其本身產品之碳足跡以及碳定價，才能有效因應。因此，我國建立排放交易市場刻不容緩，因為碳定價影響各國政策，碳定價也影響公司決策、碳定價已成為各國氣候變遷政策的核心手段，建置碳排放交易市場才能真正公平和效率地達成減量目的，此一政策將會是創造市場最大利基的推動機制，台灣要碳中和，非排放交易市場才能有效協助企業以自身的力量對應國際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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