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文彬|2026-04-13

臺灣在今年開始實際徵收碳費，高碳排產業如鋼鐵、水泥、石化、能源在5月將繳交碳費，對企業營運帶來實際影響，企業除了提出減量獲取碳費優惠費率之外，國內碳權交易也是另一個減緩碳費衝擊的方法。

國內在今年開始徵收碳費之下，高碳排企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財務壓力。成立已2年多的臺灣碳權交易所資深經理蔡旻樺在2026數位永續高峰會分享她的觀察，她以中鋼為例，若以其一年碳排放量約1,800萬噸，每噸300元碳費計算，若沒有任何碳費優惠費率下，相當於要繳交60億元，碳費成本已能直接左右企業的盈虧。在此背景下，碳權機制逐漸受到關注，成為企業因應碳費壓力的重要輔助工具。

蔡旻樺說明，政府推動碳費徵收制度的目的，並非是要增加企業營運的負擔，或是增加國家財政的收入，而是希望促使高碳排企業力行減碳，以迎合國際上淨零減碳的趨勢。同時也設計誘因機制，若企業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如導入節能技術或低碳製程，碳費優惠可從每噸300元降至100元，甚至是50元，對鋼鐵、水泥等高碳排產業，還可能再打折，「可能變成一噸20元」，在減碳與產業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

在此制度上，國內目前尚未導入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ETS），而是採碳費制度。蔡旻樺指出，國際上例如歐盟的排放權價格約為「一噸3千元」，相較之下國內目前300元的碳費，「其實沒辦法反映市場上的減碳成本」，未來仍有上調空間。

至於市場上常提及的「碳權交易」，國內現階段以「自願性碳權」為主。蔡旻樺解釋，企業可透過造林、節能等減碳專案取得碳權，再於市場交易，「你願意去做一些減碳專案，經過環境部認證，就可以拿到碳權去賣」。

在這樣的制度架構下，2023年成立的臺灣碳權交易所扮演關鍵角色。蔡旻樺指出，國內碳權（法規稱為減量額度）依法「只能透過碳交所購買」，是唯一合法交易管道。

不過，碳權並非企業規避碳費的「捷徑」。蔡旻樺強調，現行制度下，國內碳權雖可用於抵減碳費，但比例有限，例如10%；國際碳權則尚未開放抵減碳費。因此，即便是中鋼這類高排放的企業，也無法單靠購買碳權解決龐大碳費支出，減碳仍然須回到製程改善與能源轉型本身，也是政府徵收碳費的本意，企業推動內部的減排措施。

她強調碳權並非企業減碳替代方案，「減碳最重要的還是自己減，不能只靠買碳權」，應先盤查排放、找出熱點，再進行減量，最後才以碳權補足無法削減的部分。

企業取得國際碳權多因應供應鏈壓力

從市場實務來看，企業購買碳權的動機也不僅止於法規需求。蔡旻樺指出，目前市場上「買比較多的是國際碳權」，原因在於價格較低，且多用於回應供應鏈壓力。

企業面臨來自供應鏈的壓力，特別是國際品牌將減碳責任下放至製造端，「像蘋果、微軟這些公司，95%以上碳排來自範疇三」，迫使臺灣供應鏈必須跟進減碳。此外，企業也會將碳權用於ESG揭露、產品碳中和或品牌行銷，例如飯店計算每晚碳足跡後，提供旅客加價抵銷碳排，或商品透過碳權達成「碳中和」標示。

但是碳費取得並不容易，蔡旻樺提醒，碳權的取得門檻不低。碳權必須具備「額外性」，也就是需證明減碳效果來自額外投入，並須經第三方查驗，整體開發流程「通常至少2到3年以上」。  由於碳權開發的週期很長，如果有專案開發商保證能很快取得，可能極較高的詐騙風險，呼籲企業審慎評估來源。

觀察國際趨勢，自然型碳匯（例如造林、紅樹林）仍是主流。她指出，科技大廠雖投入碳捕捉等技術，但目前成本高且尚未成熟，「種樹還是最快的方式」。此外，國際碳權專案多位於開發中國家，不僅降低成本，也可帶來供水、教育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效益。

整體來說，碳費與碳權市場形成互補關係，碳費透過財務成本壓力驅動企業減碳，碳權則提供企業彈性輔助調節工具。蔡旻樺強調，企業核心的因應策略應是「先減碳，再用碳權補不足」，而非本末倒置。隨著臺灣將於2030年前逐步導入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臺灣碳市場也將持續朝更成熟的機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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